丁建勇医生的科普号

纵隔手术是一种高难度和复杂的手术，需要外科医生在手术中精细地操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传统的纵隔手术需要通过胸骨劈开或侧胸切口完成手术，其创伤较大，对患者的身体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医疗界不断探索更加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目前，腔镜手术已经成为纵隔手术的主流方式之一。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腔镜手术具有创伤更小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视野狭窄和操作难度较大等问题。近年来，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微创手术技术，已经逐渐应用于纵隔手术，并成为了腔镜手术的重要补充。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利用微型机器人系统和先进的图像技术，使外科医生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精准的手术操作。与腔镜手术相比，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具有以下优势：（1）达芬奇机器人的手臂和操作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可控性。传统腔镜手术需要医生手持器械进行操作，但手持器械的灵活度有限，医生需要通过旋转和调整身体位置来达到更好的操作角度。而达芬奇机器人手臂的自由度远高于手持器械，通过手柄操作就可以达到更好的灵活度和可控性，同时机器人的末端器具具有更好的手持感，可以精确地控制手术器械。（2）达芬奇机器人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在传统腔镜手术中，由于手持器械的稳定性有限，操作器械时容易出现颤抖，导致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受到影响。而机器人手臂的稳定性更高，不受手持器械的颤抖影响，从而可以更准确地操作器械，保证手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3）达芬奇机器人可以进行三维视觉。相比于传统腔镜手术的二维视觉，达芬奇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可以提供更真实、更准确的三维视觉，使医生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手术区域和周围结构，进一步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4）达芬奇机器人系统的手术器械可以在很小的空间内操作。相比于传统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器械更加灵活，可以在非常狭窄的空间内进行操作，从而可以更加精确地进行手术，减少损伤周围组织的风险。（5）达芬奇机器人的操作器具可以去除细颤，并便于缝合。传统腔镜手术时，由于器械的操作比较复杂，会受到细颤的影响，从而使缝合不够准确，达芬奇机器人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手柄控制去除细颤，并实现更准确的缝合操作。纵隔是一个狭小的空间，重要结构多，手术操作困难，出血和损伤周围组织的风险高。达芬奇机器系统的这些优点对于纵隔手术来说尤为重要，对提高纵隔手术精确性、安全性和疗效具有重大价值。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医院之一。自2009年引进第一台达芬奇机器人至今，我们中心已经完成了多达数千例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其中不乏复杂的纵隔手术。我们中心目前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达芬奇机器人（其中最新一代Xi手术系统2022年部署于厦门分院），最完善的手术器械和设备，可以确保手术的质量和安全性。我们还建立了完善的术前评估和围手术期管理制度，全方位保障患者的安全和手术效果。复旦中山医院纵隔亚专科的专家团队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领域也拥有广泛的临床经验和优秀的技术水平。我们的团队由丁建勇教授领衔，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胸外科医生和护士组成，包括梅奥访问医师林淼博士，斯坦福访问学者蒋家好博士等。团队最新成果多次在AATS等国际性最高水平胸外科学术会议上报告。总而言之，复旦中山医院纵隔亚专科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领域拥有多年的临床经验和领先的技术水平，可以为广大患者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手术服务。我们鼓励患者选择在我们中心接受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们相信，在我们专业的医疗团队的努力下，您可以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并尽可能快地恢复到正常生活。

肺磨玻璃样结节是现在胸外科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病人群体，也是现在体检广泛采用低剂量螺旋CT导致发现的大量无症状的肺部磨玻璃样结节，而后者相当一部分病理上被明确为肺癌。但这类肺癌与传统的实体肺癌是不一样的，因此手术方法和手术范围上也会有很大的争议。对于病灶较小，而且实性成分比例较低的比例，JCOG0804的研究结果值得期待。近期JCOG0804的结果如期揭晓，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对于非常早期的一部分肺癌，楔形切除或者肺段切除就已经足够。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结直肠癌肺转移的病人，家属有很多的困惑。问题有一定的共性，推荐一篇文章给大家参考。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ATS) 是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两本胸外科专科杂志之一，与JTCVS相齐名。近期，中山医院胸外科丁建勇教授团队以独特的原创工作《改良的剑突下途径用于局晚期纵隔肿瘤的外科治疗》登录ATS杂志，正式以向世界介绍丁氏拉钩的具体原理和临床应用情况，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并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造福各国人民。

2020年11月6日，为期半天局部晚期胸腺肿瘤的诊治进展学习班圆满召开！会议云集国内多名胸腺肿瘤专家。内容涉及外科手术、围手术期重症监护、新辅助化疗、病理诊断等多个学科的热点领域和最新进展，本次会议受到线上观众的一致好评。本次纵隔肿瘤专场部分主要有我院相关科室汇报了近期胸腺肿瘤工作进展：首先由中山胸外科丁建勇教授报告了“局晚期胸腺肿瘤诊治中外科医生的思考”，紧接着放疗科专家杜世锁教授报告了“放疗在中山医院局晚期胸腺肿瘤中应用”，重症监护葛圣金教授报告了“上腔静脉切除与重建中的麻醉处理”，病理科陈岗教授报告了“胸腺上皮肿瘤病理分型与新辅助治疗”，肿瘤内科徐蓓教授报告了“免疫治疗在局晚期胸腺肿瘤中的探索”，中西结合肿瘤专科范越教授分享了“中山医院纵隔疾病MDT”。本次会议还邀请了胸科医院茅腾教授、王常禄教授，肺科医院范江教授，辽宁省肿瘤医院刘宏旭教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梁颖教授，武汉协和医院廖永德教授担任讨论嘉宾，中山医院刘愉教授和蒋伟教授担任主持。同时感谢胸外科主任谭黎杰教授及大会主席葛棣教授的鼎力支持，使得会议圆满举办。此次会议可谓名家荟萃，内容丰富，星光熠熠！尤其是包含了中山医院纵隔疾病MDT经验汇报，令线上线下与会代表们大呼过瘾，以及珍贵的心得经验交流更给同行们带来了丰硕实效的感受，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诊疗进展学习班的尽快到来！

Nat Comm | 王海坤/丁建勇合作发现IL-8在胸腺瘤临床诊断及复发监测中的关键作用BioArt昨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丁建勇责编 | 酶美胸腺瘤是来源于胸腺上皮细胞的纵膈恶性肿瘤，是人类最常见的纵隔肿瘤，占成人前纵膈占位的大约50%。胸腺瘤不仅在纵隔区容易侵犯临近的心脏和大血管组织，从而引起上腔静脉阻塞综合征；还常诱导自身免疫性Tfh 细胞和抗体的产生，从而导致重症肌无力等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因此胸腺瘤的早诊断、早治疗具有非常重要临床意义。由于纵膈肿瘤种类繁多，除胸腺瘤外还包括胸腺癌、胸腺囊肿、畸胎瘤、淋巴瘤等， 且大多不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缺乏有效的临床诊断标志物，因此非常依赖影像学诊断。然而，现有影像学等手段不能有效地区分胸腺瘤和其它纵膈肿瘤，长久以来胸腺瘤误诊率高达40%，造成了大量的误诊和漏诊，给病人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和经济负担。因此，寻找准确的胸腺瘤肿瘤标志物以辅助影像学诊断，降低误诊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转化价值。2020年9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王海坤课题组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丁建勇课题组合作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研究论文“Interleukin-8 as a candidate for thymoma identification and recurrence surveillance”。研究团队在广泛讨论了胸腺瘤的临床、病理、影像等特征后，决定从胸腺瘤的病理学特征入手，依托免疫学手段开发胸腺瘤的辅助诊断方法。正常成人和除胸腺瘤外的纵隔肿瘤患者随着年龄增加，胸腺的T细胞发生功能逐渐减退。而胸腺瘤由于来源于胸腺上皮细胞，具有非常典型的肿瘤内T细胞发生的特征。为了能准确反映这一病理学特征，研究团队将目光转向了外周血胸腺新迁出细胞细胞（Recent thymic emigrant， RTE细胞）。这是一类位于外周血的刚刚完成胸腺发育的初始T细胞（nave T cells），与成熟初始T细胞相比具有独特的表型特征和功能学特征。RTE细胞的比例与胸腺内T细胞发生的强度密切相关，因此能够反映胸腺瘤的独特病理学特征，是一个理想的候选肿瘤标志物。通过对两个独立的临床队列（探索队列和验证队列）不同胸腺肿瘤病人外周血RTE细胞比例的研究， 团队发现胸腺瘤病人的外周血RTE细胞（IL-8+nave T cells）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纵隔肿瘤病人和健康对照组。ROC曲线分析表明，利用IL-8+ 初始T细胞来鉴别诊断胸腺瘤和其他纵隔肿瘤的准确率相较于目前影像学诊断水平有明显提高。此外，胸腺瘤病人IL-8+初始T细胞比例在胸腺切除术后明显下降，而其他纵隔肿瘤病人无此现象，证明了胸腺瘤病人异常的IL-8+初始T细胞比例正是由胸腺瘤内T细胞发生所致。以上研究表明，通过检查纵隔肿瘤病人IL-8+初始T细胞比例，可以准确地判断该病人是否为胸腺瘤，从而显著降低临床误诊率。研究中还发现，在胸腺瘤术后复发的病人中，IL-8+初始T细胞比例再次明显上抬，提示IL-8+初始T细胞检测可以辅助临床医生判断胸腺瘤是否复发。以上研究发现了IL-8+初始T细胞作为肿瘤标志物，能够有效降低胸腺瘤的误诊率，辅助胸腺瘤的术前诊断和术后随访，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转化价值。据悉，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高士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治医师蒋家好为本文并列第一作者，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王海坤研究员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丁建勇主任医师为本文共同通讯作者。本研究相关专利也已经发布。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8697-x阅读原文

我们来啦！原创范越中山纵隔MDT今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纵隔疾病多学科门诊（MDT）成立于2020年。由胸外科纵隔亚专科主任丁建勇教授牵头，汇集了胸外科、病理科、肿瘤内科、神经内科、放射治疗科、心外科、重症医学科、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血液科、中西医结合科、放射诊断科、麻醉科等13个学科的众多顶级专家。纵隔疾病MDT充分发挥中山医院多优势重点学科的综合优势，秉承中山医院“一切为了病人”的精神，力求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规范性个体化诊疗服务。该团队作为全国极少数纵隔疾病综合性诊疗中心，在各类原发性和转移性纵隔肿瘤，重症肌无力、淋巴瘤等各类纵隔疾病，胸腺肿瘤病理诊断，尤其是复杂疑难病例，均有非常丰富的临床和科研经验。每期纵隔MDT门诊，会由不同科室成员分享纵隔肿瘤及纵隔其他疾病相关进展及病例回顾，促进多学科之间理念和实践的交流与碰撞，逐渐形成覆盖多学科的统一诊疗流程与规范，使得病患最大程度地获益。如欲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山纵隔MDT”微信公众号↓↓↓

潜心5年，经历多少个殚精竭虑的夜晚，在中山医院强大的团队（尤其是心外科赖灏教授，胸外科主任谭黎杰教授，麻醉科钟鸣主任，神经内科董继宏主任，病理科陈岗主任，肿瘤内科刘天舒主任，放疗科杜世锁主任，中医科范越和顾喜喜教授，放射科刘骏桢主任等等）帮助下，我们极大的改进了局部晚期胸腺瘤累及上腔静脉的外科治疗策略，使之变得安全有效。到今日为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手术改进已经基本成型。对于晚期胸腺瘤累及上腔静脉的病例（这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创造性的提出了先左无名静脉和右心耳人工血管重建，再做包括上腔静脉在内的广泛切除。我以太太的英文名字来命名这个术式--------Crystal 手术。原我们的努力能给这个世界一些特别的爱与温暖。

对部分局部晚期肺癌来说，全肺切除是最常用的一种外科术式。但是全肺切除术对肺功能影响很大，而且有较高的围手术期死亡率。特别是需要右全肺切除，或者患者的肺功能储备不是很好的时候。日本学者Oto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就是右全肺切除后，切下来的右肺拿到另外的手术桌上进行双袖式切除后，进行供肺保存（按照肺移植），之后再行右下肺或者右下肺基底段的自体肺移植手术。这种术式文献上称之为Oto procedure. 据作者单位5例病例报道，围手术期安全，长期效果好。这种新的术式对肺功能不好，但需要行右全肺切除的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肺移植术的开展为许多终末肺疾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已成为当今胸外科和器官移植领域最有前途的课题之一。1963年Hardy等报道了第一例人体肺移植，存活了18天。他们的经验验证了肺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并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对肺移植的兴趣。在以后的15年中，全球各地约开展了40例肺移植，但均告失败。多数患者均在移植术后2周内因排异、感染和移植肺无功能等原因而死亡。同时，这一时期，支气管吻合口撕裂是肺移植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于是很多胸外科医师对吻合技术和吻合口愈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1年多伦多研究组的Cooper和Lima等研究证实大剂量的应用可的松(2mg/kg/d)，会影响吻合口的愈合。但是当时这些皮质激素的应用对于移植后受体的免疫抑制是必须的。同期，1983年该小组的Morgan等证实在支气管吻合口应用大网膜覆盖能够在移植后数天内在吻合部位建立血液循环，有助于吻合口愈合。多伦多小组的另一位学者Goldenberg也在1983年证实应用环孢霉素不会影响支气管的愈合。1981年斯坦福大学Reitz等完成世界上首例心肺联合移植。1983年多伦多移植组完成首例长期存活的单肺移植。以后，1986年Dark以及1988年Patterson等完成同期的双肺移植，但这一手术难度很大，并发症极高。1991年Kaiser等证实单肺移植可以用于治疗终末期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后单肺移植又成功应用于肺纤维化、肺血管性疾病等原先认为只有双肺移植或心肺移植才有效的肺部疾病。此后单肺移植逐渐成为最常用的手术方式。1990年，Pasque等首先报道续贯双肺移植替代原先的双肺同时移植，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目前在不能采用单肺移植治疗时，多进行续贯双肺移植。